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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AG视讯
                                                              发稿时间:2020-07-08 06:52:26

                                                              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发表了他的看法,主要认为,该法规定的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随即,呼应此一观点的声音在香港大律师公会,在某些学者乃至某些立法会议员当中陆续发出。看来,李前大法官的观点有其代表性。对这样一个涉及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严重指控,我们不能不依据基本法作出回答。

                                                              目前,彭博社的这篇报道已经在境外社交平台上引起了一些反响,但其中的多数言论是境外的反华势力,以及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和美国极端保守派对这篇报道的攻击和抹“红”。

                                                              李前大法官还说,行政长官担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因此不适宜指定法官。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也由总统担任,但这并不影响他行使提名和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这里必须说清楚,行政长官并非针对具体案件挑选法官,具体个案中由哪位法官负责审理是由司法机构按程序决定的。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行政长官被基本法赋予了“双首长”的地位和职责,是特区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由她或他来担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是基本法的必然要求,而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本身就是行政长官代表特别行政区向中央负责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我们想说,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之所以提出了一些违反基本法的观点,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共同宪制基础。要把香港的“一国两制”事业进行下去,首先是要把香港的宪制秩序及其基础搞明白,有共识,这是保证“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的关键。为此,就要认真地学习基本法,同时要认真地学习宪法。把宪法和基本法关系搞清楚,把中央和特区的关系搞清楚,这是每个打算以香港为家,建设香港新家园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且身居要职的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我们希望,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该告还称,这批移民者多是中年人和年轻人,他们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可能略低于香港的平均值。2019年,香港平均经济生产力为6.99万英镑(约61万元人民币)。报道提到,中年移居者带同子女移居,在当地完成教育后将可带来更大经济效益。

                                                              在一则印度媒体以北京的疫情复发而讽刺中国“高兴太早”,还将新冠病毒说成是“武汉病毒”的网贴下面,一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上头的印度网民就为该媒体使用“武汉病毒”这个涉嫌歧视的用词而欢呼,更为该媒体敢攻击中国而兴奋。

                                                              不过,这些人会被这篇彭博社的报道搞得如此情绪失控和“恼羞成怒”也并不令人意外。要知道,在之前北京这次疫情刚暴发的时候,这些人曾经对此“幸灾乐祸”,称这证明中国政府“谎言包不住了”,还有人还称这次疫情会比上次更加猛烈,看中国政府怎么“隐瞒”。有人甚至宣称“中国又在释放新病毒了”。

                                                              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司法独立”有其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在香港,这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这就是说,司法独立就是指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干涉,司法人员的履职行为不受法律追究。为了保障香港的司法独立,基本法规定了众多保障措施,包括法官任期保障、经济保障等。但司法机构并不因此就有权拒绝来自其他方面的合法制约,司法机构并不因此可以变成一个自把自为的独立王国。司法机构如何组成,这就不是司法机构可以自行决定的,法官的任命权属于行政长官就是一个例证。更重要的是,尽管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终审权,但其司法机构仍只是一个地方的司法机构,它的案件管辖范围和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都由基本法作出明确限定。基本法第十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还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和解释必须遵从。话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申,司法独立绝不是“司法独大”,更不是“司法至上”,翻遍基本法,找不到基本法是香港“小宪法”的依据,更没有赋予香港法院“宪法性管辖权”的规定,李前大法官是香港法律界、司法界的“领头羊”,应该知道言必有据,方为正道。

                                                              首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不是“三权分立”。

                                                              同时,彭博社还说,中国这次也没有像武汉那样封锁北京的出京渠道,而是在北京人前往的目的地实施就地隔离2周的措施,从而一方面避免了武汉当时人们的恐慌性地逃离,一方面也仍然有效地打消了人们出城的愿望。